因此，对于普遍均质人民的打造，就此成为中华民族之精神现象学运动的一种自然需求，成为这个曾经自视为普遍的、如今沦为特殊的帝国所面临的全新的历史使命。即便是稳健派的张之洞，也明白地提出：“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谓同心。”<="="张之洞：《劝学篇》，第11页。">君子、小人的“风”“草”之德性差别，在这种“同心”当中，自然会被消解掉，转化为一个全新的信念共同体。
而帝国一直用以确认自己“奉天承运”之基础的“正统论”，也会获得全新的表达。（改良派内部的）激进派梁启超便重论正统曰：“统也者，在国非在君也，在众人非在一人也。舍国而求诸君，舍众人而求诸一人，必无统之可言，更无正之可言。”<="="梁启超：《论正统》（作于1902年7月5日），载《梁启超文集》，陈书良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244页。">“教”体现于“统”，“国”体现于“众人”，教、国、种（人民）在这样一种叙事当中实现了一种有机的融合。
而普遍均质的人民，必须通过一种普遍法权始能获得其形式；亦即需通过对于平等的个体法权的普遍承认，方能形成均质化的人民。否则，人与人之间无法获得均质化身份，则“种”无法成立，“国”与“教”便也将沦为虚幻的口号。这也就意味着，通过立宪而达普遍法权秩序的需求，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向；舍此则普遍均质的人民根本无法获得其现实形式。如前文所述，<="="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第二小节。">为了突破古代平民社会的困局，对普遍法权体系的需求原本便是潜在地蕴含于中国历史的精神现象学运动之中，但中国单凭自己难以完成这种突破；西方的冲击则构成了一个必要的催化剂，同时西方也提供了一些必要的精神资源，使这种潜在性获得了现实化的可能。
梁启超堪称帝国转型时期最为敏感的观察家，转型帝国潜在的精神现象学需求，通过他笔下的一系列新观念而被表达了出来。他谈道：“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梁启超：《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作于1899年10月15日），载《梁启超文集》，第69页。">梁任公此段话的核心意思，便是这个国家/国民要通过自我立法而得精神自觉，从而获得其在世界上的自立。
而自我立法的这个国家/国民，需要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然后才知道该向何处去。对国家/民族的自我认识与理解，首在于其历史叙述。故而，梁任公先是反思中国传统史学，评之曰：中国旧史四病，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体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由此又衍生二病；其一，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其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梁启超：《中国之旧史》（作于1902年2月8日），载《梁启超文集》，第223—230页。">传统史学的这种叙事逻辑，对于传统帝国来说正应其所需，因为如此叙事所构建起来的正是一种以帝国为中心的差序秩序，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本就是一种循环论的时间观而非进步主义的线性时间观，“陈迹”正是“今务”的评判标准。但是对于亟须变法重构自身的帝国而言，则这样一种历史叙事显然无法为变法提供正当性，也无法为未来给出方向性，以至于变法本身无法获得用以衡量自身正当与否的标准。
故而，梁任公意识到并表达出，构建新的历史叙事的必要性。他提出新史学的几条原则：第一，历史乃是叙述区别于往复循环之进化现象的学科；第二，历史所叙述的是群体的进化而非个体的进化；第三，历史要通过对于群体进化的叙述，而求得世间之公理公例，故而所谓史学是要以过去之进化，引导未来之进化。<="="梁启超：《史学之界说》（作于1902年3月10日），载《梁启超文集》，第231—236页。">依此准则而重写的历史，自然会将人民自我立法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在历史叙述当中铺陈出来，变法维新因此也有了至高的正当性；过往的中国旧史学将作为构筑新史学必要的素材来源，而新史学将为旧史学的各种记述赋予全新的意义。最终，中国将通过自我立法而实现“新民”之功，令民族获得精神自觉，予旧邦以新命，中国作为人类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中唯一的文明未曾断绝的国家，而得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四大文明古国”云云，此类说法也系梁任公的发明。他曾作《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作于1900年1月30日）云：“初为据乱次小康，四土先达爰滥觞；支那印度邈以隔，埃及安息邻相望。”对此小节自注道：“地球上古文明祖国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是也。”载《梁启超文集》，第730页。这样一种说法，在实证史学上或可商榷，但就塑造民族意识的凝聚力而言，毫无疑问是个天才的发明。">这样的一套叙述，将民族主义这样一个极为陌生的东西，带到了传统中国的面前。
<="bold">2.民族主义之两途
前文曾经述及，<="="参见本书第四章第三节第三小节。">大清帝国内部的汉满蒙回藏诸部，各自起到其他部分起不到的功能，相互依赖相互成就，从而帝国内部有着一种多元的均衡。但是太平天国之乱带来了一个后果，即大清内部的军事秩序、财政秩序、人才秩序全方位地转由中原汉族地区主导。<="="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第一小节。">另一方面，在天下秩序的差序格局下，帝国内部的多元异质要素可以和谐共存，但西方的压力催生了构建普遍均质人民的需求，则要将异质要素做均质化处理。可是均质化的内涵是什么，却处在一种含糊状态。这些问题都使得帝国的内部均衡被打破，出现了一种失衡状态。同时，依照传统的秩序想象，帝国本应作为文明秩序的至高点存在，外部世界相较于帝国核心区则有着文明落差，渴慕着由核心区向外的文明流溢；但是随着国人对于西方的了解越来越多，发现时下的帝国不仅不是文明的至高点，反倒有沦为野蛮之危险，这样一种文明之差序结构倒置的情况，令得帝国的外部均衡也被打破了。
全方位的失衡，带来了改革的迫切性，汉人在改革过程中越发地处于主导地位，满蒙贵族就越发地恐惧自己将会在帝国内部被边缘化，乃至大权旁落，无有容身之所。故而有了满洲统治集团越发保守的政策出台，又及端郡王载漪、大阿哥溥儁父子，趁着百日维新后慈禧太后动了废帝改立的念头，而生觊觎皇位之心，与其党羽在朝堂上刻意挑拨，以至于最终出现了大清向十一国列强宣战的荒唐之举，引发庚子之变，终致国势跌入谷底。这样一种过程，使得改良派的话语空间开始受到压缩，更加激进的革命派则获得越来越多的影响力。
梁启超所引入的民族主义理念，在这个过程中渐被改良派/立宪派与革命派做了两种不同思想路径的阐发。这两种路径对于何谓“民族”，中华民族都应包含哪些人，有着截然不同的回答，对20世纪的中国史影响至为深远。两种路径分别是章太炎为代表的汉民族主义，对民族取本质主义的理解，革命派多取此种路径；以及杨度为代表的政治国族主义，对民族取政治、历史主义的理解，立宪派多取此种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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