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海洋上到来的力量，以南洋和东南沿海为双重的过渡地带，<="="参见本书第一章第七节相关内容。">从经济到社会再到思想和政治，对整个帝国产生了全面的冲击，最终让帝国走向终结，开启了现代中国之路。这些外来的冲击需要结合帝国内部的困境来起作用。帝国内部最重要的困境便是，人口在清朝的不断膨胀，到了道光年间已达临界点，帝国开始步入传统经济时代的马尔萨斯陷阱，流民即将在帝国掀起滔天洪水。但是洪水从哪里率先涌起，首先是与帝国内部的亚区域和外部世界的互动有关系。<="="美国汉学家施坚雅对中国经济地理所做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对于本书在这部分的相关讨论颇富启发性。施坚雅的研究不局限于以地方行政为基础的空间结构，而将视野投向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研究，将中国的经济地理区分为中心地以及地区系统两个层面，并以不同的市场活动内容所形成的不同市场半径为指标，而对地区系统区分出多个层级，提出官僚政治主要集中于中心地，地区系统则集中了非正式的政治和亚文化群。在此基础上，他将中国划分为几个大的经济“地文区”，分别是华北区、西北区、长江上游、长江中游、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区、岭南区、云贵区和满洲区。参见［美］施坚雅《城市与地方体系层级》（载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叶光庭等译，中华书局，2000年）。而不同的地文区，在面临来自帝国外部的特定冲击或是面临来自帝国的政策变化，乃至面临气候变化的时候，所遭受的影响可能是很不一样，甚至相反的。这样一种差异会进一步地引发帝国内部秩序的深层变化。参见［美］施坚雅《中国历史的结构》，新之译，载《史林》1986年第3期（2,1985）。">
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主导了东亚的洋面，大力打击此前在南海海域、珠江口外横行无忌、影响贸易的海盗，海盗被迫溯珠江而上深入内地，遂在广西形成了大量的河匪。河匪与天地会等帮会有着各种纠缠不清的关系，地方土著居民为了对抗这些河匪与帮会，也自组团练。地方团练又与大量移居当地垦殖、开矿的客家人产生了深刻的土客冲突，客家人也在寻求自我组织起来，天地会等帮会成为他们求助的组织力量。洪秀全依凭从西方传来的基督教思想，开创拜上帝教，这是一种能够突破小的血缘群体的信念基础，很快便赢得了众多信徒，尤其是纠结于土客冲突之中的客家人。<="="参见［美］史景迁《太平天国》，朱庆葆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13—121页。">而鸦片战争之后以五口通商取代一口通商，带来帝国贸易地理的变化，江南的产品不再需要千里迢迢运输到广州再出口，大量的广西搬运工失业，当地原已艰难的生活处境，因此进一步恶化。
终于，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了。它一方面重复了此前朝代人口过剩导致流民之乱的历史，另一方面又有一系列新鲜要素的出现，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来自西方的支持力量对于帝国存续的重要性。在太平天国运动初起之际，西方人对于东方的“基督徒弟兄”充满了同情，而对清帝国有着比较多的厌恶，所以西方国家在这场内战中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后来西方人尝试与太平军进行接触，结果发现，一方面太平军的信仰与他们的预想完全不一样；另一方面，太平天国仍然拥有着一种天朝上国的秩序想象，将西方国家视作藩属国，这同样令西方人无法接受。而到了1860年，在英法联军的攻势下，大清帝国被迫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承诺给西方一系列条约权利乃至特权，这明显优于从太平天国处所能获得的好处。
大清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个可以与之合作的远东秩序代理人，于是西方的天平倾向了大清一边。最终，大清帝国成为一个罕见地得以扛过流民冲击的中国朝代，并实现“中兴”。如果没有西方带来的新的经济资源和军事资源，以及国际条约体系对于大清的“榨取-保护”关系的话，则这样一段历史是无法成为可能的。
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预示了此后帝国所面临的挑战具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特征。首先，是帝国的精神秩序，要面对来自西方的全新精神要素的挑战；但新的精神秩序赖以行动的必要的组织资源，仍是东南沿海以及华中地区一系列与传统宗族秩序有着各种牵连的帮会组织，这决定了其挑战能力的极限，它无法超出传统组织资源的生存逻辑本身。而西方的天平偏向，则决定了帝国的命运前途。反过来，就帝国一方的应对来说，它也需要依靠西方带来的现代军事技术和财政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新的挑战。而帝国赖以自救的新的军事资源湘军，初时招收标准严格，依靠传统乡里宗族道德来形成内在的精神凝聚力，形成战斗力，但是随着战事的扩展，军队规模的扩大，不得不降低招收标准，结果湘军逐渐被哥老会所渗透，后来在相当程度上，哥老会的帮会秩序转化为湘军的组织资源所系。曾左二人皆明了此事，但无可奈何。在左宗棠率湘军一部平西北叛乱之战中，哥老会也就此扩展到西北地方去，并转化为后来同盟会在陕甘地区乃至新疆地区发动革命所依托的组织资源。但是哥老会嗣后的活动与同盟会的理念严重冲突，最终两方翻脸；而努力消灭了哥老会的同盟会，则因此而丧失了自己的组织资源，以致在嗣后北洋政治的历程中失却了力量。<="="参见孙昿《西北哥老会与辛亥革命》，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年。">
这些都说明了古老的身躯与（还远称不上是现代的）新的精神之间的矛盾关系，新的理念倘若依凭的只是单纯的传统组织资源，则会反被此资源所绑架，而无法完全地展开自己的精神秩序，最终失败。中国的转型因此不得不经历更加深刻的社会重构过程，这种过程会充满痛苦，但几乎是这个老大帝国无法避免的历史命运。<="="邱立波先生在《从湘军到党军（1850—1950）——军事历史-哲学视野下的中国现代国家建构》（载《学术月刊》2014年第9期）一文中，对于这样一种转型的复杂性进行了非常有趣的探讨，笔者的思考也颇受其启发。">
<="bold">2.租界的寓言
湘军、淮军在西方雇佣军及其帮助生产或购买的热兵器的帮助下，击败了太平天国。西方雇佣军人数不多，却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颇类于大唐平定安史之乱时人数不多却起着极为重要作用的回鹘援军。但是，一个容易让人忽略的重要区别是，回鹘援军是回鹘帝国的国家行为；西方雇佣军主要是上海租界的欧洲人自治组织的产物，国家行为在里面的分量实际上很轻。
上海租界是遍布诸口岸城市的租界中最重要也最典型的一个。它始自1845年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签订的《土地章程》，英国人获得了在洋泾浜以北、李家场以南租地建造房屋并居住的权利，嗣后旅沪英国人遂组建了租地人会议，形成自治组织；法国人与美国人也陆续在沪建立租界。旋即太平军起，小刀会攻占上海县城，上海地方政府对于租界地区的主权行使终止，英法美三租界遂在领事的主持下，组建工部局，合并管理三国租界（法租界在几年后退出），积极组织自卫，工部局还取得了组建并指挥警察及陆海军的权力，其组建起来的洋枪队，后来成为大清帝国的雇佣军。随着战乱的发展，太平军一度攻到上海近郊，华人也涌入了租界避难，这就涉及租界对于华人的管辖权问题，乃至工部局倡议将上海发展为一个“自由市”。这样的一个过程，颇为类似欧洲自治城市的发展过程。
但是组建“自由市”的想法遭到了英国领事和英国公使的断然否定。1862年，英国领事说：“此种计划，租地人不能采用，盖此系中国政府之土地，中国政府仅容许有约各国人有管辖该国国民之权而已，然仍保留其一切对于其土地及人民之权力。”英国公使更强调：“中国政府从未正式放弃其对于华人之管理权，英国政府亦未曾要求或明白表示若何愿望以取得保护华人之权。……上海的英租界既不是将该处地方转让，亦不是租与英国政府。不过是议定在某地方内，容许英人自便取得土地，俾得聚居的利益。如此取得的土地，依然是中国的土地，要照常缴纳地税。”<="="转引自徐公肃、邱瑾璋《上海公共租界制度》，载《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3—34页。">英国政府依据条约权利承认了租界的主权属于中国，但是这个主权在事实上由于不断的战乱而经常处在悬置状态。具体生活在租界的西人社会必须解决现实问题，于是工部局通过治权上的不断扩大，诸如对租界华人的征税权、警察权、会审公廨的司法权等，推动着租界权力的不断发展。进入民国时期，租界华人援引“无代表不纳税”原则，获得了工部局董事会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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