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指示当中有一系列值得从政治叙事上深入分析的内容。其中最核心的是它确认了一个全新的法理来源——所有的民族政策都要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的规定。《共同纲领》颁布于1949年9月29日，其序言明确表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已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时代宣告结束。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为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而以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代替那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的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组织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
一个极为复杂的政治空间结构在这段序言当中呈现出来。《共同纲领》用阶级政治置换国家政治，被压迫的中国人民推翻了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民党政权；但是这个阶级政治当中，所有曾经的弱者都联合在了一起，其中包括了复杂的阶级结构，这要求必须具备一种超阶级的认同基础，从而又形成了国家政治对于阶级政治的再置换；而此时的国家政治是由阶级政治所领导的，所以它不是对过去的国家政治的简单重复。少数民族也是政治协商会议的参与者，它在前述的政治空间结构当中，被阶级政治和国家政治从两个方向吸收：从被阶级政治所吸收的角度来看，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异被消解；从被国家政治吸收的角度来看，汉族与少数民族共组为一个大的中华民族。如此复杂的政治空间结构，在终极历史时刻的照临下，各种差异被统统吸收，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普遍均质的存在；人民政协则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进行了一个建国立政的政治决断。
中华民族就此借助共产主义所打开的超级想象力，同时完成了对于所有矛盾的克服，超越于一切差异之上，从而表达出了自身。从政治宪法学的角度来看，《共同纲领》具备制宪权行使的根本特征，相当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宪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嗣后一切政治活动的根本法理基础。毛泽东在1949年10月1日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是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做此宣示的，但这个主席的身份并不是因为他的这一宣示行为而成立，而是依照《共同纲领》规定进行的选举而得以成立的。<="="参见陈端洪《第三种形式的共和国的人民制宪权——论1949年〈共同纲领〉作为新中国建国宪法的正当性》，载氏著《制宪权与根本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关于新政协的制宪会议地位及《共同纲领》的建国宪法属性，亦可参见高全喜、田飞龙《协商与代表：政协的宪法角色及其变迁》，《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民族主义内涵，在这样一种复杂的政治空间结构当中呈现了出来。通过阶级政治与国家政治的反复变换，吸收掉了边疆地区的民族政治，超越了汉民族主义，上升到中华民族主义。
区别于国民政府在成陵祭典当中所表达出的中华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基础上的中华民族主义，基于其阶级政治的底色，还有着一个远远超越于中华民族主义之上的对于欧亚大陆秩序乃至世界秩序的超级想象力。这样一种视野，使得中国的精神结构得以在古典帝国之后再次进入到大陆帝国的视野，并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有了进一步突破大陆帝国视野的可能。中国获得了足够的精神容量来继续自己的现代转型。
<="bold">三、大陆帝国的自我超越
苏联的共产主义“帝国”，以普遍阶级为理解政治秩序的基础；美国的清教、自由主义帝国，以个体的普遍权利为理解政治秩序的基础。它们构成了两种超越民族主义的普世主义秩序想象，或者说两种现代帝国。科耶夫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提出，两次世界大战证明了，起于法国大革命的民族国家不再是世界秩序的构成性力量，战后秩序必定是帝国的世界。<="="参见［法］亚历山大&;科耶夫《法国国是纲要》，载邱立波编译《科耶夫的新拉丁帝国》，华夏出版社，2008年。">美苏两大帝国在冷战中的对抗，是历史上海洋帝国与大陆帝国的对抗在现代的呈现形式：苏联以其意识形态实现了对于沙俄留下的大陆秩序的整合乃至升级，美国以其意识形态实现了对于英国的海洋秩序的继承乃至升级。
传统中国的现代转型，必须拥有一种超越于中原视野之上的内亚视角，才能完成对帝国遗产的整合，安顿自己的边疆秩序，而这以普遍的大陆视野为前提；进入现代秩序的中国，以其超大规模的人口与资源在世界市场中拥有独特的竞争优势，这种优势需要通过全球普遍贸易秩序才能获得充分释放，而这又必须以对海洋秩序的参与为前提。从历史哲学意义上来说，中国因此成为连接大陆与海洋，联通全球大秩序的中介性力量，也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成其为“中”国。此一中介性地位非陆非海，又亦陆亦海，充满内在张力；对此地位的历史哲学理解，同样需要一种具备内在张力的精神结构。共产主义在中国现代转型历程当中，作为中国通向“普世民族主义”的中介而具有的精神史意义，以及共产主义理念自身的发展，都要在中国对这样一种张力精神结构的需求中获得理解。
<="bold">1.大陆帝国与“普世民族主义”
共产主义为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想象力格局。远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前，这种格局就已呈现出来。李立三担任共产党总书记时，在1930年努力发动了一系列大的罢工与武装暴动。李立三当时的努力，是以他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之关系的理解为前提的。在他看来，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方，也是帝国主义矛盾最尖锐的地方，所以中国必定会是世界革命首先爆发的地区。中国的革命会带来残酷的国内战争，并因列强的在华利益之冲突，而引发残酷的全世界的阶级战争。故中国革命乃至一省或数省的革命胜利，就是世界革命的开始，而中国革命的最终成功又取决于世界革命的成功，所以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是同一过程。李立三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之关系的这样一种理解，与列宁对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的改造异曲同工，实际上是在列宁理论的基础上，顺着同一逻辑继续向前推论的结果。关于列宁的相关理论，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第二小节第三小小节的讨论。更进一步地，李立三把忠实于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忠实于中国革命等同起来，甚至以忠实于中国革命作为是否忠实于共产国际的衡量标准，从而推导出，既然世界革命爆发在即，中苏两党同属共产国际，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利益，中共可以为保卫苏联而战，那么苏联也同样应该为争取中国革命胜利而战。<="="参见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9、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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