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逻辑下，还可进一步击穿第一个矛盾，即少数民族乃至汉族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是国际层面的阶级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代表日本人民，中华民族应该与被日本帝国主义统治者所压迫的日本人民联合，<="="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的“日本人民”的意识形态想象本来可能仅仅停留在想象层面，但是共产国际派了日共的野坂参三（化名林哲）来到延安，使得“日本人民”有了一个具象化的载体，支撑着超国家的国际阶级斗争的秩序想象一直持续到战后，并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日外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着“日本人民本位”。其效果极为复杂，是理解战后中日关系的重要切入点之一。参见刘建平《战后中日关系：“不正常”历史的过程与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推翻国际层面的反动派，并最终实现全球普遍革命。对于回、蒙之外的少数民族问题的解析基本上是在同样的理论结构下完成的。这是对斯大林民族理论的一种本土化应用，纵向的民族政治空间与横向的阶级政治空间，在这一叙事中被以各种方式调用，最终在一个复杂的时间结构中，实现对各种矛盾的逐层消解。
在这样一种时空结构的叙事逻辑下，我们可以看到类似于苏联处理民族问题的政策过程。共产党在纵向政治空间的结构下，承认少数民族的主体地位，典型的象征性事例呈现在对成吉思汗陵西迁的处理上。在成陵途经延安之际，共产党也安排了盛大的迎灵和祭祀活动，祭文起首语与国民政府类似：“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谨以清酌庶馐之奠，致祭于圣武皇帝元太祖成吉思汗之灵。”<="="共产党的祭词全文如下：“维民国二十八年六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谢觉哉——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代表滕代远，陕甘宁边区政府代表高自立率延安党政军民学各界，谨以清酌庶馐之奠，致祭于圣武皇帝元太祖成吉思汗之灵曰：日寇逞兵，为祸中国，不分蒙汉，如出一辙。嚣然反共，实则残良；汉蒙各族，皆眼中钉。乃有奸人，蜂然附敌，汉有汉奸，蒙有蒙贼。驱除败类，整我阵营，抗战到底，大义是宏。顽固分子，准投降派，摩擦愈凶，敌愈称快。巩固团结，唯一方针，有破坏者，群起而攻。蒙元太祖，世界英杰，今日郊迎，山河聚色；而今而后，五族一家，真正团结，唯敌是挝。平等自由，共同目的，道路虽艰，在乎努力。艰苦奋斗，共产党人，煌煌纳领，救国救民；祖武克绳，党仁不让，大旱盼霓，国人之望。清凉岳岳，延水汤汤，此物此志，寄在酒浆。尚飨。”">但文中所呈现出的政治空间结构与国府大不相同。嗣后，又在陕甘宁边区成立蒙古文化促进会，在延安建立成吉思汗纪念堂和设立蒙古文化陈列室，每年春夏两季分别举行两次成吉思汗大祭典，毛泽东、朱德曾亲自发起公祭。<="="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第463—464页。">
但是，这样一种纵向空间的民族政治，又必须从属于横向空间的阶级政治。国共内战时期，内蒙古率先解放，在1947年5月成立了内蒙古自治政府，其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内蒙古自治政府以内蒙古各盟旗为自治区域，是中国的组成部分；自治政府是实现高度自治的区域性的民族政府；区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各民族间的亲密合作团结互助的新民族关系。此前的东蒙等地曾经有过一些由蒙古族建立的“自治政府”，意在进行民族自决，乃至与外蒙古合并；但是苏联及外蒙古出于对国际关系问题的考虑，都拒绝了合并的建议。这些尝试遂渐次失败，其中很多领导人物被新成立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所整合。新的自治政府成立的时候，几个东蒙背景的领导人物旧话重提，认为内蒙古的社会状况和内地不一样，还没有无产阶级，成立共产党没有阶级基础，不能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革命。
与乌兰夫一同从延安被派赴内蒙古领导当地革命工作的刘春（曾任西北工作委员会民族问题研究室的负责人）则坚决驳斥，提出，正因为内蒙古的无产者规模还太小，不足以形成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所以内蒙古的蒙、汉等各民族无产者便必须与全国其他各民族的无产者一起，才能形成足够的规模并成为无产阶级，也就是统一的中国无产阶级。因此，内蒙古的无产阶级革命只有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才能获得成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并不是哪一个民族的党，所以争取包括蒙古族在内的中国各少数民族彻底解放的中国革命，只能由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参见刘春《内蒙工作的回忆》，载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第50辑，内蒙古政协文史书店发行，1997年，第81—84页。感谢齐群博士与笔者讨论中在这方面的提示。">刘春的这套叙述，同样获得了乌兰夫的支持。乌兰夫提出，内蒙古长期发展的历史，尤其是近现代的革命斗争历史，早已证明蒙古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是紧密相连的，内蒙古革命斗争也是中国革命斗争的一部分，不能脱离开中国革命的总轨道；中国共产党并不是汉人的政党，而是超民族的无产阶级政党，内蒙古的工人阶级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当然应该由中国共产党来统一领导。<="="参见刘介愚《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必由之路：纪念“四&;三会议”五十周年、记述原国家副主席乌兰夫的忆述》，载内蒙古自治区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内蒙古文史资料》第50辑，第226—227页。相关论述，亦可见于乌兰夫《乌兰夫回忆录》，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第212—214页。">
这样一种叙述，其政治空间的结构变换极为高超，在终极时刻的背景下，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主体性与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格局，进行了一种有机结合。如此的政治空间观与格局感，使得共产党在少数民族政策上有着远远大于国民党的灵活度与吸引力，最终在整体战略形势不如国民党的情况下，反倒收获了蒙古族的人心，率先统合了内蒙古地区，将其变为自己可以依凭的极为重要的战略后方。<="="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内蒙古地区的人心争夺，以及共产党的一系列灵活政策过程，可以参见李国芳《中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以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为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6期。">
同样，在新疆，也呈现出类似的政治空间结构变换。作为一个在民国时期在新疆政坛已有重要地位的维吾尔族精英，包尔汉在其回忆录中曾多次谈到，民国时他与其他维吾尔族政治精英交流时会反复强调，新疆不能走独立的道路，那会让它落入帝国主义魔掌，就像印度、朝鲜和中国东北一样；但是国民党无视新疆本土人民意愿的统治也不能接受，所以要追求的是在中国的框架下实现新疆的自治。在帝国主义魔掌等富于意识形态色彩的话语下，可以看到包尔汉更深层的思考。他于1948年在新疆学院（新疆大学前身）对全校师生发表演讲，驳斥东突主义者：“新疆两千多年以来就是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新疆不是一个民族的新疆，而是各民族的新疆。正如中国不是一个民族的中国，而是各民族的中国一样。如果说新疆只有维吾尔族一个民族的话，在新疆范围来说就是犯了大民族主义的错误；在全国范围来说，就犯了地方民族主义即狭隘民族主义的错误。”<="="参见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包尔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第330页。">他明确意识到，脱离开中国的新疆是无力自立的，它很可能会进入一种很悲惨的混乱当中；但是他也明确提出，新疆的主体性必须在某种政治方案下获得承认。
包尔汉的这种认知可谓真正的洞见，他对新疆以及维吾尔族命运的忧虑及思考，都直指真问题。对他来说，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共产主义是无法避免的选项。包尔汉是从民族的生存困境出发，可以说他是民族主义基础上的共产主义者；而内地的共产党人则是共产主义基础上的民族主义者。新疆和内地以两种不同的路径出发，在共产主义上发生了交集，由此新疆问题找到了一种政治解决方案。在这种方案之下，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汉族之间的所谓差异，都被阶级差异给消解掉了，它将民族矛盾转化为阶级矛盾，从而实现了对于汉民族主义的超越，上升为中华民族主义。
<="bold">3.中华民族主义的法理基础
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很多是出于民族救亡的考虑而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国势日蹙，国民党的救亡努力很快被其内部的派系斗争与腐败所消解，此时的共产党充满朝气，于是很多人投奔了延安。因此，共产党人多半是共产主义基础上的民族主义者，如前述，这个民族主义的内涵是中华民族主义。
在解放战争末期，这一点逐渐清晰地浮现出来。由刘、邓两人领导的中原野战军改编而成的第二野战军，在渡江战役之后转向进军少数民族众多的大西南，1950年初解放了除西藏之外的西南全境。进军大西南后不久，中央就民族问题向二野发出指示：“关于党的民族政策的申述，应根据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民族政策的规定。<="="《共同纲领》中的相关规定主要在第六章《民族政策》，其中规定：“第五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现团结互助，反对帝国主义和各民族内部的人民公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反对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第五十一条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第五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均有按照统一的国家军事制度，参加人民解放军及组织地方人民公安部队的权利。第五十三条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学、保持或改革其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政府应帮助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关于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问题，今天不应再去强调，过去在内战时期，我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以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它对各少数民族特别表现为大汉族主义）曾强调过这一口号，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今天的情况，已有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基本上已被打倒，我党领导的新中国业经诞生，为了完成我们国家的统一大业，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分裂中国民族团结的阴谋，在国内民族问题上，就不应再强调这一口号，以免为帝国主义及国内各少数民族中的反动分子所利用，而使我们陷于被动的地位。在今天应强调，中华各民族的友爱合作和互助团结，此点望你们加以注意。”<="="《中共中央关于少数民族“自决权”问题给二野前委的指示》（1949年10月5日），载《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24页。中共的这样一种政策变化，也与苏联依照自己的民族政策经验以及其对国际政治的考虑，而在1949年2月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向中共提出的一系列建议相关。相关内容亦可参见李国芳《中共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形成——以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为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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