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海权帝国可以说是到近代才出现的，因为远洋航海技术是近代的事情；古代的帝国本性上都是陆权帝国，都是追求对于土地的占领。而近代的陆权帝国与古代的陆权帝国也有很大差别，差别不是在对于土地的渴求上——它们都渴求着对更多土地的占有——而是体现在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各种能力的差异上。古代的陆权帝国由于军事技术和统治技术的落后，使得帝国中央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地方的自愿服从来实现统治，单纯依凭军事征服的成本往往高到无法长久承担；地方的服从意愿，通常都是来自宗教观念和传统观念，这样，对传统的尊重在古代帝国是统治的要术之一，地方的权利从而也受到传统习惯的保护。对于陆权帝国来说，出于生存压力，它必须具备强大的陆军；到了近代，随着军事技术和统治技术的进步，这个强大的陆军可以将帝国中央的意志贯彻到边远地方去，对于传统的置换便已在技术上成为可能。
这个所谓近代陆权帝国，我们可以明确地说它就是俄国。德国虽然也是个陆权强国，但是其国家理念是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并不是诉诸超民族理念的帝国。俄国则是以东正教作为自己的精神基础，它像古典帝国一样，可以说自己就代表着东正教，从宗教中提取统治的正当性，从而可以追求超民族的帝国，这种帝国追求也构成了这个国家深层次的精神冲动。<="="笔者对此问题曾有专文探讨，参见施展《欧亚？帝国？欧亚合众国！》，载《大观》第三辑，法律出版社，2010年。亦可参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第二小节的相关论述。">西欧由于政治上的破碎性，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说自己就代表着天主教或者新教，故无法从宗教中提取正当性，而只能诉诸无普遍主义取向的民族主义了，所以德国只能说是个陆权强国而不能说是个陆权帝国，因其对秩序的想象不是个古典帝国式的想象。
俄罗斯帝国置换掉“传统对帝国的约束”这样一种可能性，到了苏联时期便完全化作现实了，它建起了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建构式帝国——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也是一种具有极强现代性的政治方案。
还有另一个大陆帝国便是中华帝国，它在近代以来日渐孱弱，但潜意识当中一直没有放弃古典帝国的秩序想象，近代以来其在中亚也是虽孱弱却不可忽视。而对于英美这样的海权帝国来说，它们的岛国处境使其从来不需要一支强大的陆军，从而中央政府向下贯彻自己意志的欲望始终找不到一个可用的工具。英国国王曾为此做过一些努力，但还是失败了。于是，它们更多的是一种基于自治共同体之微观利益的自由联合而形成的自生秩序帝国——与之对应的是建构式帝国。这种自生秩序帝国，当然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传统就是自生秩序的一个表现。
因此我们可以说，近代以来，中亚的秩序是注定要依靠大陆帝国来建立的，海洋帝国由于其生存原则，不会主动参与到对于中亚秩序的构造当中来。理解中亚的另一条线索便浮现出来，这就是中亚的大陆命运；这种命运仍然是地理条件的硬约束所致，它使得中亚难以参与到海洋帝国的自生秩序当中，海洋帝国也无力深入内陆去做经济之外的事情。
于是，地理大发现以后的中亚，在一种消极意义上对周边的轴心文明帝国构成启示，它启示着轴心文明帝国必须作为一个能够安顿中亚秩序的大陆帝国存在，如果它不能安顿中亚，则甚至无法成就自己。左文襄公在塞防与海防之争中谈到的所谓“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即是此意。倘若不能安顿中亚秩序，则此前以北京为中心而构建起来的东亚大陆多元体系的结构，将难以成立，东亚的普遍帝国也难以成就它自身。19世纪70年代大清第二次入主西域，<="="第一次是乾隆朝的兆惠平疆，第二次是同光朝的左宗棠平疆。兆惠平疆是在18世纪中期，基本上还是传统的帝国扩张的路数；但是左宗棠平疆，与其平陕甘回乱是连续作业，在19世纪60—70年代，其整体的运作逻辑与兆惠就有很大差别了。而俄罗斯入主中亚，也是在19世纪60—70年代，与左公入西北基本同时，两家这才平分中亚，此前俄罗斯只是在中亚的外围晃荡。">以及沙俄入主中亚，就是这种命运启示的一个体现。英国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打了第二次阿富汗战争，将其彻底变为自己的保护国。19世纪70年代可以看作是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划定分界的一个标志性时期，中亚南界就此成了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的边界。<="="阿富汗作为一个国际法意义上的国家，正是在这个陆海博弈的过程中被塑造出来的。参见施展《阿富汗的宿命与帝国地理》，《大观》第八辑，法律出版社，2012年。">
前文曾经述及，中亚以帕米尔高原为界，可以区分为东西两个亚区域；即使在现代治理技术下，这种东西疆界很可能也天然存在。回看19世纪后期，在来自中亚浩罕汗国的阿古柏侵入新疆时，他一路猛进席卷南疆，又侵占乌鲁木齐，即将再席卷北疆之际，俄国人不愿再旁观，在1871年侵占了伊犁，阻止了阿古柏控制这块七河地区的战略要地。但俄国又不曾说是要割走伊犁，而只说是替大清暂时守住伊犁，因为它还有另外一重战略考虑。
这与阿古柏的行为逻辑有关。阿古柏侵入新疆的使命原本只是护送白山派和卓的后裔抢夺南疆，但是他迅速架空了后者，谋得宗教身份，独掌南疆大权，接下来又以圣战的名义攻入由来自陕甘的回族东干人所占据的北疆，指责后者的哲合忍耶派是异端。基于这种宗教热情，阿古柏的力量在南北疆几乎所向披靡。
俄国很担心阿古柏的宗教热情会促使他去反过来支持俄国正在力图征服的中亚国家，一旦中亚的伊斯兰力量因此大盛，则会加大俄国入主中亚的难度。所以它一方面不能让阿古柏占据伊犁，一方面又不愿独自面对伊斯兰力量，一定要把大清拉上以便分担风险；在它看来大清收复新疆无望，那么以代管为名做个顺水人情，又把大清拖在这趟浑水中不让它走，便是最佳策略了。正是因为俄国对新疆采取了一种相对保守稳健的政策，大清才有机会在后来又收复伊犁，否则依照俄国人占住了就不撒手的习性，这件事是完全做不到的。
进一步挖掘的话，我们在这里又可以看到固着性与两种不同的流动性的对比。区别于大陆帝国，海洋帝国的力量来自流动性，如商品的流动、资本的流动、人员的流动、知识的流动、海军的流动等等，但所有这些流动都有一个基本的约束条件，就是法权秩序。法权秩序使得所有的流动打破了固着，打破了传统，却并不会产生混乱，而是形成巨大的活力与生机，以及一种有巨大扩展力的现代秩序。而中亚地区有着另一种流动性，但是这些流动性背后没有一套法权秩序来形成约束条件。这使得该种流动性本身不能带来秩序与生机，而是带来混乱。这样一种流动性在古代中世纪也存在，但是那个时候中亚还是世界贸易的中心通道，其绿洲城市地区富裕繁荣，从而有能力在精神上对锡尔河北部冲过来的游牧者进行驯化，以至中亚成为高度文明的地方；到了地理大发现之后，中亚沦为世界的边缘，巨量的贸易财富不再，对游牧者的精神驯化也很难再做到，于是中亚就进入了比较长期的文明退化阶段，并逐渐陷于混乱。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