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这笔岁入，朝廷就不会再有财政上的问题了，只要定期治理吏治，每年都能增收上百万贯。”
“过个十几年，岁入七千万贯也大概是常态了。”
朱高煦松了一口气，岁入七千万贯，这是把崇祯时期明朝、西班牙、葡萄牙、英国、荷兰、神圣罗马帝国这些国家加到一起才能达到的岁入。
即便是宋代巅峰时，也达不到岁入明制巅峰七千贯的岁入，如果将宋代的币制梳理清楚，其岁入甚至不如朱高煦治下的洪熙。
宋代是“足陌”与“省陌”两种币制并行，“足陌”就是100文为1陌，“省陌”则是77文为1陌。
短陌制肇始于南朝、盛行于五代，其根源是割据政权滥发货币造成的货币贬值，即使宋代建国后也没能扭转过来。
更别提宋代一贯并非千文，七百余文换一贯已经是足贯了，还有一贯四百五十文这种不足贯。
宋代连各地兑换比率都无法统一，地方上各行其是，皇帝下诏都不管用。
所谓宋代岁入一亿六，实乃宋代岁入一亿六千万贯石匹两束，真正按照明代标准来折色，巅峰时能有五千万贯就不错了。
至于后世所鼓吹的商税，实际只占据宋代岁入的不到两成，真正占据大头的是宋代的两税和各类杂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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