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领了交通银行的上海总行之后，只是封存了金库，并进行了一番商业整顿，很快就在两个月之后重新开业，但刚开业，就碰到同盟会的抢班夺权，又卷入了一场风波。
同盟会当时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各处都缺钱，但当时的陶成章虽然是政府首脑，但他一来无法直接拿钱出来，毕竟他要花钱也得跟李志高或者刘润生等人打报告，二来他在发现结果是孙文当了大总统后。心里也有所不满，因此对于同盟会为主导的临时政府的伸手要钱行为，就是来了个一推六二五。
跟陶成章这边要不到钱，那些原本支持同盟会的商人也忽然变的模棱两可，不再给钱，日本人也开始变卦。只在口头上表示了一番象征性的赞扬，其他实质性的支持一点也没有，这经费缺乏，让同盟会的人只好把目标对准其他方面，毫无疑问，在上海的交通银行就入了同盟会的法眼。
孙文曾经亲自出马，不止一次的跟梁士诒接触，想要交通银行出资支持临时政府，然而梁士诒也是个老滑头。孙文当面的时候，基于情面跟其他因素不好当场拒绝，只是说困难讲难处，在孙文面前哭了个稀里哗啦，最后迫不得已表示尽力而为，实际上是在用拖字诀。
当然，除了临时政府外，袁世凯方面也对他不停拉拢。而拉拢他的人就是盛宣怀。
在清朝覆灭之后，在北方的盛宣怀果断转换门厅。投靠了袁世凯，成为北洋政府的财政大臣，他一直惦念着交通银行，因此几次三番派人过来游说，让他带着资金北上，把总行移到北京。
先不说这种行为的可行性几乎为零。毕竟交通银行里面有一个排的看守部队，而且还有大量内部调查局的人员，连梁士诒自己的身边也跟着一个，因此想要无声无息的把总行里的银元金条都移送走，那基本是不可能的任务。
除了任务的难行外。从个人前途上来说，梁士诒也不会听盛宣怀的。要知道，梁士诒一旦去了北方，先不说人生地不熟，也肯定还会在盛宣怀之下，而且到时候能不能继续当交通银行的帮理都难说。可如果继续在上海呢，各方面都熟悉，而且江南政府严重缺人，他的机会有很多。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梁士诒就认准了李志高的政府，只不过由于当时李、袁、孙三方还没有明显的胜败，特别是李志高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身份与答复，所以他也不好明着表态，只是在来回打太极，拖时间。
当然，拖时间的同时，他也在四处投机，比如梁士诒就把孙文以及盛宣怀的拉拢方案一五一十的跟身边的内部调查局人员告密，而内部调查局的人获得这些信息后，再传送给孙顺，孙顺不敢怠慢，可又不懂这方面的事情，因此在李志高没来之前，只是压着这部分信息，并且让梁士诒继续拖下去，等李志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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