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年近四十岁的中年人带着陈强，向着教科书编辑办公室走去。
“陈强啊，中央大学的吴教授和浙江大学的袁教授，今天正好都在，一会我给你引荐一下。”中年人开口说道。
“多谢师哥！”陈强赶紧道谢。
这个中年人名叫张道藩，年轻是曾是一位画家，他也是伦敦大学美术部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留学生。此人是cc系骨干，未来的他从大陆逃到台湾以后，还担任过“立法院长”等要职。
现如今的张道藩也是身兼党组织委员会委员和党中央执行委员等多个职务，编辑教科书的工作，正是张道藩负责的，未来教育部成立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时，担任主任委员的就是这个张道藩。
后世的对于张道藩的了解，大概就是他当了一次“男小三”，撬走了徐悲鸿的前妻。
张道藩是教科书编辑办公室的负责人，陈强自然是不能得罪，而且陈强想要在体育教材中加入一些自己的东西，还要仰仗张道藩的支持，恰好张道藩是南开大学毕业，于是陈强干脆就一口一个“师哥”喊着，也是跟张道藩拉近关系。
只见张道藩一边走着，一边开口说道：“现在报纸上一直在说‘体育救国’，我们要救亡图存，就必须要强种，强种的积极方法就是倡导体育。教育部编辑体育教材，也是顺应当前形势。”
陈强点了点头，民国时期有着各种各样的救国口考，像是读书救国，实业救国，国术救国，航空救国，就连卖补脑液的都高喊补脑救国。而其中“体育救国”算是较为响亮的一个呼声。
自从二十世纪初，西方将“东亚病夫”的帽子扣在中国人头上以后，体育救国的口号便出现了，而到了三十年代初，“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国人对于“东亚病夫”的耻辱感日益深重，民族存亡迫在眉睫，抵抗侵略成为了全民族的首要任务，这种“体育救国”的声音也达到了一个高潮。直到1936年柏林奥运会，中国队颗粒无收，舆论中出现了一种“体育无用论”的声音，这才使得“体育救国”的声音逐渐的淡出人们的视野。
而在这个世界，由于陈强在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这给了国人一针强心剂，于是乎民间关于“体育救国”的声音，更是空前的高涨，而且陈强在奥运会上的成功，也仿佛印证了“体育救国”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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